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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港媒记者问到“国防部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时，吴谦说，驻军法第3章第14条有明确规定。“德国之声”称，这一表述引发有关北京是否会动用军队恢复香港秩序的讨论。该条款规定，香港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香港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2018年人身险全年保费出现微增，拖累了行业保费增长，但从全年逐月保费增速走势来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尤其是去年四季度以来，人身险保费增速逐渐回暖。数据显示，人身险公司在去年12月份单月保费收入1470亿元，同比增长30.6%，延续四季度以来的高增长，去年全年累计增速终于由负（前11个月-0.5%）转正（全年为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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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资规模对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影响较为稳定，相比新增人民币贷款，其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更强。从统计数据上来看，社融数据领先GDP约两个季度，社融指标的前瞻性对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更加有效。社融有效性在金融创新背景下面临挑战。利率市场化有利于货币中介目标逐渐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化，但当前利率市场化尚未实现，社融仍是主要的中介目标。社融作为数量型的货币中介目标仍存在不足之处。由于民间借贷、典当、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数据难以获得，未被纳入统计范围内，此外政府债务、外汇占款、外商直投等对宏观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数据指标也未纳入统计口径。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使得社融统计口径因遗漏和调整时滞产生的偏差不断增大，进而削弱其作为货币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回顾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都经历了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不断下降，并最终转向了以利率或汇率为主的价格型中介目标。以美国为例，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M1，随着M1与实体经济间的相关性弱化，M2取代M1成为新的中介目标，到了90年代，M2与经济活动也出现了背离，美联储于是放弃了数量型的中介目标，开始转向使用联邦基准利率这一价格型中介目标。

A股市场刚建立时只是为国企融资服务，但那只是对股市作用的片面理解。一个宝钢上市、农行上市的确帮助融资几百亿，可是那些只是融资事件，没有能够激发社会的创业创新激情，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企业是国家办的、不是孙挺王宏个人能够模仿复制的。而腾讯的上市、诺亚财富的上市，人们关注的不是这些公司融资多少，而是谁和谁因此又成为了亿万富豪、谁和谁又是如何创业致富成功的，这些公司上市融资多少对社会的意义不大，但这些公司背后的个人奋斗故事对社会的意义才重大。所以，股市的意义在于通过具体成功故事，给社会提供榜样，激发创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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